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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科学社会论
date: 2022-04-21 14:07:46
categories: 科学社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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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为什么要拥抱科学
凭二十一世纪观点，哪怕以科学著称的“科学社会主义”，其本身仍存在诸多不科学的地方。回顾苏维埃的起源、兴盛、没落，前人理论并未起到贯穿始终的作用，反倒教条主义令人民深受其害。十八世纪以来，思想潮流席卷世界，然而社会学至今，依旧沿用老旧的统计和经验手段，统计尤其社会统计，数据更容易被利益集团和群体特性左右，一方面，我们不能指望单凭一小撮精英群体拉动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又不能任由那些对社会有害的垃圾夺取话语权，影响正确前进方向。意识形态理论永远是最复杂的：它诞生于人对自己的评估，可人从来不会公正的评判自己。因此我们不得不试图寻找一种科学手段，以摆脱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狭隘且摇摆不定的政治体系，充分发挥社会个体价值，我们认为：它至少得足够科学。
真正的科学，应当存在理论与实践的结果统一。譬如：苏维埃施行集体农庄之初，官员们讶异地觉察农民们故意贱卖自己农用设备，试图白嫖集体工具，导致全国生产水平大幅下滑。如果集体农庄理论足够正确，为什么会在初期被钻空子呢？显然：社会理论和法律一样，都是人为创造非绝对科学的规则。更深层次讲：自然语言是由人类创造的粗略沟通方式，方便但效率低下且歧义颇多，以自然语言为基础，所构造法律法规，以及基由法律法规构建的社会，永远是不科学的。
共产主义者要求统一思想，统一战线，并迫害不统一思想的“敌对”，这点它与宗教和封建社会并无区别。他们当然有理由辩解：不统一思想怎么做事情呢？可连自然界种群都没能统一步调，共产主义者凭什么认为更高级的人类能够统一思想呢？我可以定论：当今中共内部至少存在四类人：一、因为专制挤破头进来的强权崇拜者，追求权力带来的吹捧抑或财富；二、谋求安稳工作的小日子平民，不带脑子地兢兢业业做事，不在乎上级任务正恶与否；三、为摆脱“下等人”身份的投机主义者，希望用权力让自己和自己的子孙脱颖而出；四、被党民族特性吸引的沙文主义者，不在乎走那条路，只要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就行。
比起粗暴地解决内部“叛徒”，研究为何会产生意识形态分裂更具价值，科学理论应当能够在党派建立前便准确预言党内大抵成分分布，并预见性地推测大多数可能问题，形成牢靠的“目标”分布——当一群人试图以某个目标成立政党时，总是存在一个或多个最优解，能比其它方案更快或代价更小地达成目标。过去的统计知识和推理方法在如今微小过程被网络无限放大的状况中逐渐丧失准确性，诸如士农工商的分类方法并不能解释如今社会现象，士与商之间紧密耦合、工农与士间天然割裂，显然上述四者并不相互正交。因此推翻旧理论是相当必要的。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社会割裂似乎是群体潜意识的有意为之。社会稳定性并非由少数群体决定，而是由大多数底层人民决定。整体资源限制使得国家不可能让全部人拥有高级知识，分工又使得工作存在高下之分，倘若执政党试图维持国家稳定，就必须存在一种手段，能够让大多数人听他们放屁似的宣传。他们说“知识分子存在是国家不稳定根源”，错！那是违心的利己论，正因政治不够科学，才使得基于科学理论的知识分子躁动不安，在《科学社会论》中，并没有将那些作为国家宣传口的文化人放入知识分子一类，我们所倡导的知识，一定是“科学、符合理性”的，懂得科学探究方法、知道如何科学实践的理科生。
社会科学化
过去数个世纪，社会学迎来飞速发展，并不断经手科学数据的检验，然而时至今日仍不存在一个数字化的社会学体系，导致我们无法公证评判意识形态、体制等好坏，马克思主义者抨击资本主义剥削，资本抨击中央集权的独裁，君主制仍存在广泛市场，理由是：人民尚未做好迎接现代体制的准备，世界革命随着苏联解体落入低潮，工会与民主选举兴起，民主背后又有各式各样的方法操控检票，似乎目前没有任何一种体系能够符合人民对现代体制的幻想，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能够直观地比较这些复杂状态，在此之前，我们则需要尽可能量化一切指标，让哪怕对社会学一无所知的人也能明白我们正在干什么、将要干什么。
剥削和压迫
二十世纪是围绕压迫的世纪，全球革命浪潮迭起，工人们渐渐明白何为剥削、何为压迫。
字典里，压迫定义为：用权势强制别人服从或者是对有机体的某部分加上压力；剥削指：资产阶级以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购买劳动力的行为，最终会导致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中的一部分最终合法地被资本家占有的行为。
这些所谓的“文字家”定义毫无用处！你懂得概念，却不知如何运用，如果你想证明自己正在被剥削，那么怎么都能找到一条证实外界剥削自己的理由；如果你想证明自己正遭受压迫，那么怎么都能找到一条证实外界压迫自己的证据。
请问：一个科学参数需要基础状态参量，假设A去办一件合法的事情，却不得不付出一定财富给相关人员，这种属于剥削吗？比起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二者又改如何比较？因此，我们参照，对社会数学化。
基本定理一：社会的中心
定义：假设社会中存在某形式组织，在有限调查中，人群倾向加入该组织作为职业的志愿比例为A，且该比例A不可忽略不计，那么该组织就成为社会中心，中心程度为A。
简而言之，社会中对比例为A的人产生巨大吸引力的
社会压和社会势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
现代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随着肉眼可见的“智能化”时代冲击，人们惊讶地发现：意识形态似乎没那么重要了，生产、金融成为主旋律，一个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但如果既没有生产（制造业）、又缺乏金融体系，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府只能成为大国傀儡。
从20世纪末至今，世界工厂由北美到东亚再迁移至东南亚，在这期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妥协，国际共运彻底陷入低谷。即便最终结论离经叛道，“第九国际”出发点也是国际主义，本文也是作者在研究国际主义、苏联及世界民主变迁后总结的颠覆性思想。因此，我们的首要问题是：搞清楚意识形态是什么、能干什么，再改良或批判它。
什么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哲学范畴词汇，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也可以理解为对事物的理解、认知，它是一种对事物的感观思想，它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
意识形态不是人脑中固有的，而是源于社会而存在。人的意识形态受思维能力、环境、信息（教育、宣传）、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同一种事物的理解、认知也不同。
简而言之（那些搞文字游戏的最喜欢一堆屁用没有的废话），意识形态是一个抽象概念，按计算机语言，是一个“类”，用于描述社会观念，这个类实例化后，便成为我们普遍认知中的“共产主义”、“帝国主义”、“民主主义”等。
问题来了：请问“共产主义”是一个准确的意识形态吗？
不是。
为什么？
因为：“共产主义”这四个字根本无法准确描述任何东西。
我相信很多人疑惑：存在大资本、尼基系数极高、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居然自称“社会主义”。没错，稍微想想：我们掉入了一个陷阱，一个政治家用来将矛头对准敌对势利的陷阱！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用非常高维度的表达式描述一个社会模型，他们凭什么用三言两语概括，然后说：“向万恶的帝国主义宣战？”
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敌对吗？
政府与资本敌对吗？
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敌对吗？
好吧，你可以说：马列文集写得很清楚，社会主义是怎么样怎么样。
搞的跟真的一样，他们凭啥带你往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走
记住：我们不要看他们说什么、写什么，要看他们做什么。全世界所有政治家希望意识形态理论越复杂越好，越复杂看的人越少，当他们偷梁换柱时，站出来指责他们的人越少。
当你发现既不对劲又似乎都能解释时，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尽可能维护上层利益同时，稳固统治。宏观角度看：意识形态是建立统治并维护统治的社会思想工具。
过去意识形态创建者喜欢描述一个理想的社会结果（我个人认为他们是纯洁无瑕一腔热血的），但是这种理想往往在某一时刻被曲意歪解。有人说：朱元璋以后，大明就不是大明了；又有人说：大清从未远去。打着现代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幌子搞封建专制，是既得利益者最喜欢做的事情。
其实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称呼，它无法解释任何东西，且看下图：
至此奇怪的现象产生了：意识形态进化在社会生产、演变过程中不断迭代，可以认为他们产自同样的近似的基类，作者将这个基类命名为“权资一体化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权力与资本等价，例如奴隶制中，奴隶既是奴隶主资产，也是奴隶主权力的象征；在君主制（帝制）中，仅有自上而下一种和平的监管方式，因此绝大多数君主朝代，缺乏有效平衡手段，社会最终逐渐朝官商一体化发展，商人能通过贿赂政府官员取得权力等价物，官员能够主动要求贿赂得到与资本等效的产出。这种鲁迅笔下“吃人的社会”，普通人往往不被上层建筑视作同类。
随即，一种叫做“良心”的东西让某些知识分子和统治者觉得：有必要将人民视作国家资产，妥善保护了。或许得益于哲学发展他们终于认识到皇帝和讨饭的属于同一物种吧。人权运动开始发酵（某不幸的东方国家把它打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改良运动，后文会讲缺漏人权哲学所导致的一系列后果），民众接触到哲学书籍，走上街头，抗议或发动战争，推翻了奴隶主和君主。尽管这两件事情稍有区别，但本质完全相同：普通人逐渐开始被当做人了。紧接着理论科学、工程科学飞速发展带来工业革命，工人取代农民成为社会主要阶层（也可以认为一部分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开始为工业服务），在这个时代，资本的恶劣被思想家放大，因为经济逻辑表明投机是不劳而获的手段，而拥有生产机器的人们逐渐像奴隶主那样尝试控制工人劳作时间和薪酬为自身谋取利益。不甘于白白送出财富的资本家试图渗透、掌控政府，以扭转民主化进程，他们觉得：给人民过多权利有碍工业生产，社会阶层得像数百年前那样贵族永远是贵族才好，人类天生对后代的继承倾向令他们感到不安。
但是，普通人也存在相同的倾向，倘使一个工人的后代必定是工人，他们想象自己的孩子无法逃离每日十余小时却拿不到相应报酬的艰苦工作环境，便会选择反抗，要么不生育，要么街头游行抗议。作者个人并不赞同前者，毕竟繁衍后代乃生物本能，况且人民本来就有抵抗残暴统治的权力，他们制定法律、规则时鸟都不鸟你平民老百姓，你还按照他们规矩走，不是奴性是什么？至此，伟大的工团主义诞生。
这一阶段与“权资一体化”区别在于：原先以商人为代表的资本，其身家无非土地、金银财宝、侍从、店铺，可是工业革命让GUN正式踏入历史舞台（历史上中国则以收缴武器、严格管控武器制造为基准稳固政权，既缺乏脱离政治体系的自由市场，也没能发展出足以衍生科学的哲学，仍未摆脱权资一体化的社会形态），过去自由贸易、贩卖奴隶的商人发现：枪永远不愁销路，这玩意儿更挣钱。
大航海时代，单靠个人、家族颠覆一个政权是件概率极低的事情，一方面资本政府拥有内部最强大军队，另一方面，娱乐及精神药物兴起缓和了内部矛盾，当工团主义来临时，缺乏危机的旧政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资本内部，利益使其各自为战，面对政治家率领团结的工人群体，只能将利益拱手相让。在工团盛行的时期，政治家以另一个面貌出现在世人眼前，此时在东方，任何拥有政治抱负的老百姓只有两条路可走：1、通过科举进入官府实现理想；2、揭竿而起，颠覆政权。而在西方，工团联合会找到一条不必翻天地覆的革命手段，人（被当人的人）多、人能联合起来，就能胜利。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印度政权居然能在种姓制度下稳固简直是个奇迹。
至此，家族式贵族叙事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个人英雄、集体至上闪亮登场。
意识形态显然不是那么玄乎的东西，无非社会运动的概述罢了。左和右的矛盾实质是下层掌权与上层控制两种思想的冲突，并不代表二者相反，也不能强制“左人”非得痛恨“右人”，正如前文所言：大家终于发现，乞丐和皇帝，脱离社会身份，没啥区别嘛。
社会运动的本质是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的自发手段，故如上图所述，意识形态受时代影响，而影响时代的又涵盖哲学思潮与工程科技发展，三者构成RNN式循环，既然社会运动是牢不可破的自然规律，那么意识形态本身种类又有什么区别？我相信，很多人会怀疑某些现象：
社会主义那么好，为什么领导孩子纷纷往欧美跑？为啥某些妇女崇拜进口奶粉？为何政府各种补贴千万亿打水漂？苏联一亿党员为何转瞬间土崩瓦解？为何俄乌战争前几天大肆宣扬普京一周拿下乌克兰，一个月后口风忽然服软？不搞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一切问题，你都能在这本书找到答案。
如果一名科学社会主义者让你敌视某个意识形态，那么他既不懂社会主义，也不懂科学。
用更高维度方式描述社会
在明白科学主义前，我们必须在社会描述上达成共识，需要更高维的思想才能保持概念一致。
意识形态相互平等
假设某个意识形态G可以抽象表述为
其中，x1.x2……xn为一组的基（诸如经济方案、教育方案……），由此计算出某种意识形态，诸多意识形态倾向测试均沿用方法，即:
其中a{nm}可以由多层全连接结合而成，最终得到某人的意识形态分布，并找出全部m个意识形态里最相近者。尽管上述方案不够完美，譬如人会说谎，或n数量不足，但利用神经网络结构测试毫无疑问比传统的分数相加更接近科学。我们发现：从这个角度，传统“左右”分类似乎毫无意义，并且也无先进、落后之分，例如典型的民族布什维克，对内共产主义对外民族主义。自遵义会议开始，以国内为主要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本质其实是民族布什维克一种，但又与典型民布稍有偏差，即便党内一堆民布，最终还是叫做“特色社会主义”，此处说明：对于20世纪后的意识形态，左、右之分已经过时了。
至此，一个高维度的意识形态平面诞生，即便诸多特征随“左、右、激进、保守”等二元词汇烟消云散，我们不得不认为：意识形态宏观“平等”，而执行意识形态的政党及政党内成员有高劣之分。与此同时，根据多维平面特性，能阐释许多问题：
-模仿距离公式计算意识形态欧式距离L：
由于多位平面欧拉距离是两点间最短距离，而非实际最短路径，就像攀爬陡峭的山峰，山峰与山峰间直线距离远小于两座山峰间徒步距离，所以现实世界中，看似较近的意识形态间转化很可能非常困难，例如工团安那其与马列式共产主义、俾斯麦式军政府与fxs等等。相反，看似非常遥远的政体转化或许非常容易，例如列宁式社会主义与资本寡头民主政体（俄罗斯）或封建独裁改良派（朝鲜），科学主义反对某些人急攘攘把改良派开除某阵营，无论子类如何修改变量，其仍属于同一个基类。
有时我们发现极左和极右非常相似，甚至在某种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该公式证明：目测距离并不代表实际距离。由此马蹄铁理论得到一种可能的解释办法。
然而，我们仍需一把“标准尺”，衡量意识形态作用效果，这种“作用”公式化为：
其中T为描述某一区域状态的多维向量，由于全球化影响及概率事件，哪怕以整个地球为基准研究也不存在独立群体，故而上述公式并不准确，我们只能形而上地认为：如果谁研究出准确描述社会的公式，那么把意识形态作用公式对时间积分，最终便能得到一组意识形态作用结果，我们可以找出比较合适几种，摆脱过去意识形态的达尔文主义。
过去几个世纪，政治体系选择处于一种不均衡的“自然主义”，国家内乱，既没有谁科学系统地衡量意识形态或政治体系利弊，也没有谁质疑“胜利者”是否值得人民追随。
按照如今完全自由的规则，最终脱颖而出的体制只有两类：1、能够赢得战争；2、能够在和平年代承受内部矛盾冲击。因此凭借信念产生强大战斗力的民族主义在战争极具市场的中欧、东亚发展壮大，而另一部分则通过民主多党制缓和国内矛盾。如诸位所见，民主优越性在于：领导层容错率高、人民具备权利，选举能间接缓和国内矛盾；缺点在于：战争动员缓慢，突发状况应急措施延迟高；相反，以布什维克式集权和法西斯式极权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大量军队，而且战斗意志更为高亢，但领导层容错率低（一个或几个领导失误很可能逼近崩溃），需要外部仇恨缓解矛盾。
所以民主总是伴随自由主义，集权总是伴随民族主义。历史表明：以民族主义及其改良主义产生的民主政权，和以自由主义及其改良主义产生的中央集权，均不够牢靠。
意识形态的生命周期与完备性
在过去的一两个世纪里，意识形态着眼于改善当下状况，并根据实际情况衍生出许多改良版本，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根据意识形态的变化衍生一个针对意识形态本身的意识形态呢？将社会比作一个函数，一些人着重函数数值本身，一些人着重导数和偏导数，另一些人则研究导数的导数。
一个意识形态生命周期如下图所示：
首先解释上述图片：
由于人类目前仍属于自然一部分，因此人类社会本身存在与自然社会相仿的“机制”：当生态遭到破坏时，大型动物因缺乏食物大量死亡，植物与小型动物开始恢复，而人类社会中，高压统治者如果没能给底层人民足够生存空间，革命就会产生。这给我们明显的信号与启示：当金字塔上层对底层压迫超过某一阈值，更迭就会触发，上帝将以某种方式让整个社会洗牌，无论权力洗牌还是资本洗牌。这种洗牌过程漫长而血腥，短则数年，长则半个世纪。
对此，在漫长的意识形态进化过程中，人们找到另一条道路，以减少社会更迭过程中带来的建设破坏，在合理的多党制选举中，多方代表不同利益，最终由人民决出数年内的领导派别，理论上，这种民主选举方式能够与革命更迭方式等效，但实际总不尽如人意，即便如此，只要人们能够遵守民主选举规则，它就一定能起到远甚于一党中央集权的效果。对此科学解释是：集权主义一旦从容内部矛盾发展，必将内部分裂，不仅没能起到“集中力量干大事”效果，反倒浪费过多资源在内斗上，故而往往以向外转移内部矛盾，发动战争收场。而民主选举能够分散内部矛盾，把部分矛盾转移至党派与党派间。
此外，民主之所以能够在北美大获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经历稳定的封建官僚统治时期。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前苏联领导人更替几乎伴随着党内斗争，可以肯定，如果把美国那一套拿到苏俄或中国，当某个党派上台，必将清洗敌对党派，特朗普没有暗杀或流放希拉里、拜登在这些国家文化看来“幼稚、心软且不可思议”，使用权力清洗敌对势利是官僚主义的基本特征。哪怕过去数位美国总统被枪杀，其惨烈程度不及斯大林时期千分之一，他们只是因某些策略得罪利益集团，其背后内阁、党派仍然存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民主党、共和党遭受或对敌对势力进行全面清洗，托洛斯基、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整个派别却遭到抹杀，连带苏共高层、内务部内部，无一幸免。况且，总统在任被枪杀，其可怕程度远不及总统在任时清理可能的非亲信下一任。
然而，即便意识形态各有利弊，如今人类社会仍缺乏有效的统一回收措施，思想家和实践者永远站在存在的角度评判自身立场，如果它难以为继呢？以工团和马列主义为例，假使二者成功，皆大欢喜，可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内部矛盾愈来愈大，继任者压力愈来愈大（或者以米歇尔斯说法：继任者难以获得前任的经验，缺乏支持社会体系的能力），社会结构濒临坍塌，人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他们翻开书籍，竟没人告诉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好吧，别的国家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或高层一拍大脑：解体！请问：这种草草收场的方式难道不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缺乏完整的科学逻辑吗？换言之：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应当包含具体的回收方式。目前我们无权评判苏联解体好坏与否，只能庆幸：和平解体已经算最稳妥的解决方案了。
我相信：思想领袖和革命者绝非未曾考虑意识形态失效问题，仅仅出于某些顾虑刻意回避罢了，而且这些问题是所有思想共通的。为此新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必须完备且周全，即它包括且不限于：成立、发展、瓶颈和消亡。
基于意识形态的动态意识形态
至此似乎陷入矛盾点：我们寄希望全新的意识形态能够同时拥有各色主义的优点，又希望它能体面地结束历史使命，或许我们应该换一个思路：既然各种思想各有千秋，而且很难具体地评判优劣，那么某种层面上意识形态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回顾欧洲的历史、美洲的历史、亚洲的历史、中东的历史，时至今日二十一世纪初相当数量的国家买入现代化进程，相较二十世纪初可谓天壤之别，其原因是：科学尤其应用科学的发展，使生产效率爆炸式增长，工业从基础消费品（衣食住行）逐步转为高端消费品（娱乐），然而，这种蜕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仅仅由意识形态所决定！
让美国成为世界中心的是他民主政体吗？
令欧洲工人遵循每周40小时工时的是某个开明政党吗？
将中国从历代看天吃饭为饱发愁的是中国共产党吗？
都不是！是科学、是生产、是人民！
几乎所有政党都喜欢将人民的奋斗归根于自己的英明领导，而凌驾于平民百姓之上和平统治，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工业革命，再厉害的政党上台欧洲也没法遵从劳动法，再民主的美利坚也无法动摇欧亚大陆经济，再紧密的中国共产党也得拜神求雨求平安！
人口摆在那里，资源摆在那里，做好了应当，没做好是政党的失职。既然如此，何必纠结于意识形态本身？且看下图：
此前，意识形态之所以议论颇多，其根本原因为：人们觉得它能够影响社会和平时期的发展效率。如今我们不妨把眼光放长远些，不再考虑一个朝代周期，而考虑整个历史，于是截止某一时刻n（假设n为和平时期）的社会发展影响的理论公式为
因此除却想方设法提高发展效率，也可以尝试控制、减少社会更迭时期的破坏，在一个社会的生命周期内通常要经历如下四个阶段：
初始阶段动荡而短促，发展阶段视社会体系作用区域效果而定，衰老阶段漫长而平稳，终结阶段基本处于斗争。其中衰老阶段往往伴随着阶级固化、社会活力丧失、改革迟缓等特征，但人民仍沉浸在发展时期经济上行的幻觉里，发展阶段累积的政府信用开始逐步减少。如果存在一个独立于政党、资本之外的组织，提前行动缩短衰老阶段，提前粉碎旧的、固化的政权呢？
凭借以往经验，我们可以认为社会衰老阶段是不受控制的，没有谁敢保证旧政府灭亡到稳定的新政府成立距离能少于十年，不仅国内革命力量的破坏，外国侵略者往往选择趁此分一杯羹，因此我们可以形而上地认为：假使能够缩短衰老阶段，提前进入政权更迭时代，或许比优秀的意识形态和政党更为重要。
至此，基于意识形态演变和生命周期，提出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科学主义。
在科学主义中，左、右、中立都不是主要问题，我们更关注于社会的稳步更迭：当一个政权出生时，我们支持它，帮助它以维持稳定、以各种手段发展，而当一个政党完成它的使命，社会进入停滞期、衰老期，我们便反对它，粉碎它。真正的敌人并非法西斯主义者、孟什维克、布什维克、自由派……而是阻碍社会自然更迭的、制止社会革命机制的懦夫！下文将详细阐述、证明这种更迭的重要性，此处我们只需明白：人类社会和生物圈一样，需要某种力量维持阶层的不断更迭，而阻碍这种自然机制的，是所有既得利益者：权力圈和资本圈。
科学主义：一种颠覆性的、动态的意识形态
从生物学角度，上层社会后代或许拥有更优良的基因，但是大量科学实践证明，优良基因的突变是极个小概率过程，那么庞大数量的人民便占据绝对优势。想象一下，在一个权力阶层固化的国家，权力只能在一个圈子内不断遗传，尽管我们假设手握重权的几个人、几十个人或几百人是其中最优秀的部分，但这意味着真正脱颖而出的人将埋没在茫茫人海里。或许有人说：科举制能够缓解。然而，科举内卷毫无意义，请问列宁数学题能够卷过每天刷两套的学霸吗？无论怎样的选拔人才手段，只要存在规则并由人实施，就必将成为得利者传承权力、资本的手段。
因此，有必要存在另一股势力，用于控制人类社会更迭、演变、发展进程。一旦社会陷入或即将陷入对未来不利的条件，能够培养革命环境；一旦出现稳定的可能，立即结束混乱帮助新政权建立。
科学主义的基本思想
前文提到，人隶属于自然一部分，那么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应当拥有共同的特性与调整机制。在自然界，存在两种生物模式：1、不断反馈演变——达成平衡。例如一个新生生态圈，植物占据主要地位，植物的繁茂让锯齿动物、食草动物增加，食肉动物也随之增长，然而并非每次变化均恰到好处，如果食肉动物过多，生态圈被破坏，而族群内部调整数量过慢，上层物种就会灭绝。生物圈独特的调整机制使得无论如何都有新的生命涌出，除非——变成荒漠。因此，我们引出一个概念：社会阈值。
在一个孤立的社会体系中，通常自然颠覆政权的倾向持续存在，但是存在一个社会状况的阈值，当超出阈值时，社会更迭机制将不复存在，我们便认为：这个社会已经迈向死亡。
纵观历史，上述概念并非耳食之谈，在一个“存在民众替政府着想”文化的社会中，如果统治者没有做出违背文化观念的事情（体恤民情），社会可能永久持续——我们可以想象：倘使没有外国侵略者，大清是否会一直存在？学术界通常认为：大清是封建制度的巅峰，那么一个制度的巅峰除了被另一个先进制度取代外，有没有可能是永续长存的开始？
按照大清改良版儒家思想：建立严苛的阶级和科举体系，搭配民为君、君为民的思想，分化底层、教化底层、奴役底层，保障后代教育，做事的是底层选举上来的精英、办事的是推心置腹的臣子，皇宫老爷们就能世世代代逍遥快活啦！
为何不推举道家、法家，偏偏推崇儒术？我相信，其中必然孔夫子原初想法，科学主义，反对的就是“千秋万代、一统中原”这种不尊重科学变化规律的腐朽思想，幸运的是：八国联军来了。如果没有工业革命的长枪短炮，中国人民就不会被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惊醒。儒家文化本质是用体量霸权给人民洗脑，狡猾地达成长治久安目的，但科学不允许。我相信人类诞生之初造物主便考虑过一部分奸诈分子试图破坏既定的自然规律，但没有谁保证他们不会得逞。
某种意义上，科学主义是一个既反对强权又扶持强权的动态意识形态，因为战争与和平时期需要分别对待，就像低速时使用牛顿定律与高速大质量时使用相对论那样，归纳普遍道路。
从个体到社会集体
现在，我们重新谈谈“社会”这一表象观测与个体行为关系，传统社会学以阶级和欲望作为社会运转源动力，然而这种表述远远不够严谨，欲望、阶级是多维度的复杂抽象概念，试问：懒惰欲望是否也归纳应于社会源动力呢？我认为有必要从“人类”这一生物名词，重构个体与社会集体间关系。
首先，人类通过五官、皮肤等“感知器”接收、采样外部信息，传送至大脑进行深层次判断，再决定行为。因此我们可以将人类表述为：“具备高级逻辑性的感知生物”，换言之，人类一切行为始于感知，那么整个社会运转可以视为所有感知-行为的作用池。我希望它能解释普遍现象。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绝大部分个人感受之于社会并无实质性影响，例如吃喝玩乐的感官性快乐，放大到国家却变成短期稳定的润滑剂，然而如果感官性快感独立存在于某个体或小部分群体，对于社会作用便微乎其微了。因此有效理论体系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1、普遍发生，不能是偶然的；
2、能够产生有效正负社会压；
3、持续存在；
最终我们认为：群体性比较快感是阶级产生的根本缘由。
四种基本快感
一切“制”均源于“比较”，水杯高10cm，表示：水杯上沿与下沿差值为标准1cm的10倍。感知器官同理，如果我们一直处在完全相同的感知环境中，那么我们将感到暴躁、恼火，这是自然天性，因为春夏秋冬、事物变化、理想愿望，生活才多姿多彩。既然我们试图找出社会普遍动力理论，而作为普遍个体的人类又以感知作为基本驱动单元，不如将社会学中的感知重定义为“快感”，方便与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区分。
其中，以其是否出于本能为界，分为直接比较快感和逻辑比较快感，以比较对象时间为界，分为即时比较快感和历史（记忆）比较快感。
直接比较与逻辑比较
每个人存在各自的基本衡量标准，它存在两个来源：1、基因附带的，例如某些人喜欢甜食，看见蓝莓就感到兴奋和满足，而另一些人则喜欢鱼和肉类；2、学习形成的，请注意，我们的学习无处不在，当男生觉得某个女生好看时，大脑会不自觉抽象其和”理想女性“的共同特征，再生成满足相应特征的非完全真实女性，你可以认为”学习“是一种潜意识，我们无法绝对控制它。
通常，衡量标准由上述两种叠加而成，一个喜欢甜食又非常厌恶榴莲恶臭的家伙，可能会在尝试后改变看法，抑或不能，但区别在于：首先榴莲的恶臭让他感到恶心，逻辑层面其之前尝试的记忆又让他感到好奇，大脑神经会自动处理二者权重，给出“是否食用”的结果。这就是逻辑比较快感。
人们之所以认为孩童天真无邪，根本原因在于年幼的小孩子学习较浅，直接比较快感比例更高，行为更“幼稚”，不过基于本能（基因）的判断也有准确之时。
即时比较感与历史比较
我们看见另一个似乎没什么能力的人比自己富有、幸福，或许会心生嫉妒，这没什么，它是人类基本心理，相信任何一个崇尚自然科学的人都不会主动“纠正”它——没有必要，且毫无意义。
记忆对于人类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它最主要目的在于：将过去与自己比较，供给原生动力。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能全面地与人比较以获得鼓舞，一方面：“别人”很多，有好有坏；另一方面：我们所观察个体时无法做到全面，包括自己。因此除却即时性比较外，人类从源远流长的进化中衍生出特殊的”记忆“，它在猫猫狗狗等低等生物记忆地点、人物的基础上开发出崭新的功能-优化过去，你需要它怎样，它就会怎样。海德里希·希姆莱是利用上述现象的高手，它不断唤起人们对五十万马克面包的憎恨，和四年计划时日耳曼家庭富裕的向往，哪怕在1945年，仍存在一批幻想1941年的狂热者们。
历史比较是及时比较的平衡剂，无论你多么有权有势，永远有比你更有权有势的人，如果你终日活在嫉妒与憎恨间，对人体百害而无一利，所以我推断：这种感官结构要么是人类长远进化而来，要么是造物主的精明之举。总之，“比昨天更好”、“比以前更好”、“比小时候更好”成为绝大部分群体活着的原因，而“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其实源自神经网络“今天比昨天更好”的学习泛化，并无本质区别。
社会的三种相互作用
快感决定人的基本社会行为，然而集体行为并非个人行为的叠加，自然界存在“量变到质变”，我认为这个参数应该是7，即：你无法通过7个个体中每一个行为之和来判断他们聚在一起究竟会干些什么。简单来说，社会存在以下三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其影响力由低到高。
1、个体与个体
2、个体与集体
3、集体与集体
我们发现：个体与个体的关系，尤其存在共同兴趣时，极少存在共同利益，而集体与集体关系，只有利害之分。由此推断：社会确实会扭曲人类的某些本性，正如诗人和文学家所认为那样：被功名利禄压得喘不过气来，远没有和几个朋友喝酒聊天快活。其根本原因是：在社会中，比较快感影响权重得到放大，有形和无形的攀比产生焦虑，个体不得不强加理性，确保每一步能得到最优收益，而放弃自身真正想做的事情。
上述特性最终决定：人类社会中必将产生阶级且永远不可能消灭阶级，跨越阶级的快感正是人类存在、生活、奋斗的动力，没有阶级，人类社会进步速度将减缓至最低，仅有极少数克制而狂热的优秀人才能够继续推动科学。固化阶级则是消灭阶级的反面，人们看不到阶级跨越的希望或难以承担阶级跨越的付出，久而久之失去动力，用一个流行词来形容，“摆烂”。二者最终都会导致革命产生，试想：在共产社会中，最优秀的人难道不会想拥有更多权力和资产？在阶级固化社会里，底层的杰出人才难道不想教日月换新天？如果最终革命没有产生，像生物圈演化至沙漠那样永不可逆，我们便称之为“死亡”。
或许会有人提出质疑：所谓“快感”难道最终不是表现为我们的喜怒哀乐吗？为什么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就结果而言，我们发现，个人对个人的情感判断，仅仅影响个人对个人的行为，而快感比较存在基本原则，即所比较的东西一定是“社会产出物”，例如财富、学历、官职，当这些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人们会把压力传递给社会整体，且不同睡一觉起来忘掉的喜怒哀乐，由于个体在社会差异是客观事实，作用力才持续存在，继而影响社会整体。
科学的社会观——权力与资本的分立与统一
以21世纪观点，集权主义并不稳定，一方面，集权主义结构过于简单，导致所有投机主义者只会往一个地方渗透，最终投机者瓦解了开创者精心建立的统治结构，权力开始和资本转化，特权阶级兴起，人民既没有能够表达意愿的平台，也缺乏足够多脱离自身阶级的途径；另一方面，集权本身就意味着失去自由主义的优秀人才，尤其那些联邦制和多党民主制支持者，民众间存在优秀人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
一个合理的中央政府存在，必然导致官本位深入人心，新思想因为人们当前的舒适环境而被忽略，舒适年代民众永远选择忽视长远眼光。这些问题最终结果表现为缺乏社会进步动力，科研人员外逃，体系臃肿、自下而上改革困难。
这些状况在近代中国和前苏联身上均出现过：自上而下的动作很容易实施，却由于底层实行者对上层的唯命是从以及责任推卸变成一刀切，诸如大清洗、文化大革命。但如果仅仅浮于表面分析现象，那么这本书便不能称作“科学社会论”了。
在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时，类是封装信息的基础，同样，政治理论、意识形态面向全体国民，并由此设计出政治制度，建立政权。作者效仿计算机领域术语，将这一过程称为：“实例化”。就像不同程序在不同操作系统的运作可行性区别一样，意识形态落地成现实政权也存在类似“编译”的过程，即针对所属环境做出适应性调整。所以前文对集权主义批判，不代表中央集权的消亡，相反中央集权应当有属于它的市场，结合此前证明合理的集权政府对战争效率加持，不难发现：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战争摆脱自身窘境时，集权政府就是最合适的模板。如此看来，中国几千年政权更迭而始终未走向权力分化是可以理解的。
为使观点科学化，我们的逻辑必须严谨而普适。从实际出发：中国传统文化，要么求官，要么求财。幸运的是：老祖宗早已总结出社会基本规律，这个观点与后世巴枯宁、蒲鲁东等人理论不谋而合；不幸的是：他们都被权力阶级倒打一耙。
资产和权力之所以成为社会阶级的主要划分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自然社会规律限制了二者规模。知识可以无限复制，只要愿意花点小钱啃书本到进入公共图书馆租借书籍，那里甚至提供良好的读书环境，优于绝大多数家庭，尤其书桌与厕所。而你必须有无权力者和权力更小的群体作为对比才能显示你的权力，资本亦如此。此外，我们很难找到与二者相似的东西了，曾经宗教和血统扮演过一段时间，但后来大家发现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并不能充当社会结构基准，因为它们并不科学。
证明一个理论是否科学的办法就是看它能否应用到方方面面，现在来看看它的特性能否解释社会现象。
社会阶级的基本倾向
| 基本特性 |
维护阶级内部稳固是权力阶级天性 |
维护资本利益是资本家的天性 |
统领阶级的固化倾向 |
| 互斥性 |
权力阶级希望资本阶级受到管辖 |
资本家希望政府权力受到制约 |
资本权力的互斥性 |
| 相吸性 |
权力阶级总是试图凭借权力踏入资产阶级领域 |
资本家总想买通权力阶级或成为权力阶级 |
资本与权力的互渗性 |
这三种特性分别是阶级内部属性、阶级间斥力和阶级间吸引力，回想中国历史，清朝灭亡前，权力阶级素来压制资产阶级，做生意通官才能做大，政府凭借武力统治，借口各种理由征税赋税，商人为保障自己财产、地主为保留自己土地，就必须得到官僚庇护，而得到庇护的方法，要么金银买通，要么沾亲带故。我们把整个社会主导阶层称为统领阶层，这是一个宏观概念，那么在这个案例中，权力阶级就是统治阶级，在统治阶级内部，又分为上、中、下两层，权力、任务不等，相应资产阶级所依靠的具体人群也不同。例如：大地主所依靠权力庇护的通常为县级权力者之上，如县令等具有一定实质权力的单位；而小商户因自身财力，多半附庸于下层执行者，如某些实际执行命令的衙役，二者间不需要极强关系，普通财物、人情往来即可；那些财力通天的大财主，干的是贩卖私盐、开采矿石之类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儿，就得手眼通天关系，要么宰相撑腰，要么皇亲国戚。
至此，我们回看权力阶级——离经叛道的阶级观，上层决策者指那些仅仅需要做出决策的人们，例如首脑、议员，中层权力者既拥有上层一部分性质，又需要对下层进行安排，譬如地方上某些实权干部。底层执行者则是政府结构中的倒霉部分，他们需要完成中上层决策，直接面对群众，却不具备较大执行权力，且往往是某些政策失败的背锅侠，例如街道办事人员、体制内普通人民教师、普通民警乃至协警。对应于小资产阶级，相应的都是中上层与群众矛盾间的缓冲地带、蓄水池，小资产阶级会在金融风暴中成为弃子，下层执行者在政治动荡间也是弃子。
由于政治、资产的中心化倾向，处于中心化边缘的往往作为第一牺牲者，结合上文我们可以确信：中央集权政治和资本主义本质相同，我不明白：支持集权政府的共产党人凭什么认为资产阶级罪恶、自己又比资本家高尚呢？大清洗、卡廷森林劣迹斑斑的事件难道仍不能唤起他们的良心吗？资本家又凭什么宣扬社会主义坏处？难道没有政府你们就能主动朝工会让步？三角贸易不是值得人类历史反思的劣迹吗？
权力与资本的相互对立才是人民福音，如果统治者牢牢占据上风，集权高压统治就会磨灭群众思想和动力，记住：时间永远在不断推移，总会出现新东西，新东西难免动摇国家稳态，政府绝不会放纵自己无法掌控的东西；倘若资产阶级控制政府，情形类似，资本家只有三个理念：挣钱，挣大钱，长久、稳定的挣大钱。固然资本家愿意投入新生事物、提高生产效率，可一旦新生事物引发意识形态革命影响到他们利益，上层和中层资本绝不允许再分配和重估价值。这种对立的稳态能够避免二者调转枪口、齐力维持那恶心的稳定，假使某个国家资本和权力完成统一，那么只消上层稍微理解社会运转机制，国家便会远离革新。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理论改善或解决发展过程中权力政府与社会资本带来的弊端，但如果仅仅二者处在一个天平之上，倾斜几乎无可避免。由于数学中存在“三角形稳定性”的理论，在人民未能觉醒，成为社会第三股制衡力量前，必须有另一批社会精英起到制约作用，然而古往今来尝试全都失败了。政府不允许除外的权力机构，一旦产生便意味着权利斗争，诸如斯大林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清洗，将有大量无辜人员遭受清洗；而资本存在天生中心化倾向，大鱼吃小鱼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民主国家给出的解决条件是：通过立法扼制资本，再由多党派普选限制权力固化及权力蔓延，他们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法院属于政府机关，资本可以时刻攻击官员的贪婪，一旦二者联合，民主制衡就会失效，久而久之，依赖资本支持的党派将成为资本的党派，依赖政府垄断的企业将成为政府的企业。此外，民主体制特性决定民主国家对突发状况所做出的反制举措滞后严重，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犹豫及美国的姗姗来迟，乃至开战中期才进行大规模动员，而苏维埃从第二天便开始了。
社会主义阵营更难以详述，因为社会主义理论比实践提前近百年（这不是夸张），罗莎·卢森堡等民主思想家认为施行党内民主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一方面党内文化水平、知识水准普遍高于群众，党内选举能有效避免某些群体通过媒体对民众选择造成干扰，另一方面党内多势力制衡似乎可以减少官僚主义和腐败机关。但是：为什么人家愿意分享来之不易的权力呢？注意，社会主义领袖有多种办法直接对体制内清洗，不同于民主国家的国会、议院等机构，社会主义领袖同样是军队领袖，况且促使国际主义者在某些战争大放异彩的源头是“统合”，而非“分裂”，他们没有理由允许反对的声音阻碍自身意志施行，他们甚至“只允许服从自己、听从自己思想的人入党”，从而扫清障碍，民主对于他们而言，至多听听别人意见罢了，“投票的人什么也改变不了，计票的人决定一切”，苏维埃就是这样轰然坍塌的。
长远来看，正是资本和权力的特性，决定了革命永不停歇。
社会革命的产生原由与分配问题
此前提出诸多理论均建立在一个特殊的条件上：任何政党、组织、朝代都有颠覆、灭亡的一天。在人们普遍认知中，它属于不变的真理，然而尽管”一乱一治“提出数千年，也没有谁能真正科学、量化地解释这一规律，而且按照民主国家的改革进程，这一规律或许将在不远将来被打破。
生物圈更迭是一种自然现象规律，但必然存在内部作用力推动这一更迭，例如食肉动物过多——食草动物生长压力增大——植被被破坏——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简而言之：任何社会规律都应存在相应的自然科学解释。由于人类至今仍隶属自然的一份子，人类社会规律也应当遵从自然规律，那么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应当存在类似想通的现象。至此，我们尝试对社会革命分析。
最简单的社会革命来源，也就是普通民众认为的那样：大家过不下去，只得闹事求生存，这是人类本能所引发的社会革命。然而同样存在“生活还算过得去，但咱也得闹闹”等诸多其它状况，譬如工人们要求提高福利待遇、人们觉得打仗失败太丢脸甩锅给现任政府等等，活着并非人类唯一需求，如果大家只想生存，为什么不呆在监狱里呢？高等级灵长类动物，渴求尊严、需要享乐，上述特性均足以社会革命的主要因素。而恰巧这种特性能够归结为一种阶级倾向：由于人类隶属逻辑型快感驱动生物，因此存在脱离当前阶级的社会倾向。并非刻板印象，人类就是如此，当你看见某些人无欲无求时，仅仅证明阶级跨越阻碍超过其个人能力或付出代价过高罢了。这种状况在孩童中尤为明显，他们想成为科学家、老师、总统等脱离当前阶级的身份（孩子们是社会弱势群体，只受单薄的阶级影响，他们意识里自己处在工人到中流之间，官宦子弟等特殊少数群体除外），却很少或几乎没有小朋友宣称自己想成为乞丐或农民。理想是什么？理想就是脱离当前阶级的本能，是比别人过更好的原始动力，正是这种动力促使人进步、学习。
优秀的政治家善于使用人类基本倾向为自己谋取权力地位，他们懂得如何让人们追随，又如何玩弄文字让失去利益的追随者们哑口无言。某种意义上社会存在本质中心化倾向，长袖善舞的政治团体联合纵横，大公司收购、并购小企业，可纵观古今，当中心化程度足够时，去中心化力量就会产生，双方碰撞，从而产生革命，我们逐一分析：
1、个体脱离当前阶级的基本倾向；
2、既得利益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倾向；（通俗点说：分蛋糕的人会做出行动维护自己那份蛋糕）
3、政治家的维护社会稳定倾向。
显然，当1的力大于2、3之和时，社会革命会发生。之前社会研究者们通常以“分配问题”归纳，然而即便社会福利程度较高的法国和德国，依然出现大量社会游行，反倒社会分配程度堪称稀烂的中国，社会政局出奇稳定。与此同时，高维度现代社会决定了“财富”（资产）并非唯一可分配对象。
我们先来解释第一个现象：
每个国家、民族乃至家庭存在不同期望，因此社会集体期望与显示差距，也就是科学社会论频繁提及的“对比”，才是社会革命因素的度量标准。所以政治家不一定会尝试进行社会分配，如果能降低民众期望，那么就能够在不动摇既得利益者利益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稳定，可谓一举三得。中国数千年来所有统治者都是这么干的，愚民之术并非愚民，而是让人“认命”。而人民感到脱离自身阶级所付出代价超过自身承受能力，便会显得消极且缺乏动力，换言之，愚民之术能维持内部稳定，但有碍社会发展，因此这种制度很容易被自由资本主义击败。
我希望在中国人完全教会全球所有统治者之前，有那么一帮“侵略者”，能将这种文化清洗掉。它有很多名字，往往披着“儒家”的外衣，如果给我一台时光机，我一定会穿越回商鞅小时候把他干了。
第二个疑问则从《科学社会论》开始便伴随着我们：更高的社会维度究竟代表着什么？
在本命题中，其代表社会分配不仅仅局限于财富，“权力”同样是可分配对象。在任何一个“政权大于天”的国度，只要统治集团存在，基于第二点和第三点（二元国家中，统治集团既扮演政治家的角色，又扮演既得利益者角色），和平时期权力再分配绝无可能产生。然而从科学的角度看，人类社会具备基本的权利分配倾向——革命，换言之，“革命”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现象。《科学社会论》之所以反对共产党宣称的“共产社会”，根源在于：共产社会没有权力分配的机制，也无法满足“人类个体天生脱离自身阶级的倾向”需求。 真正的理想社会不仅不能消灭阶级，反倒在需要创造更多阶级的基础上，能够满足社会权力和资产的快速流动。
科学和历史无数次证明：财富再分配和权力再分配不仅必要，而且如果二者无法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发生，就会在未来某一时刻自然发生。这是权力资本相互转化的结果，相信未来某一时刻“知识”也会加入其中，如今知识已呈现“集团化”，只是科学尚未发展出传统宗教那种巨大影响力，科学崇拜前，还有财富崇拜和权力崇拜两座大山。
正如政治家不会允许权力再分配那样，资本家也不会允许财富再分配，而只要二者无法同时发生，转化就会产生。社会主义国家中，权力就是资产，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就是权力。故而最终引导我们走向再分配的，有且仅有一种方法：革命。
社会“死亡”的两种表现形式
在我们的认知里，自然界并不总是存在合乎逻辑的生态循环。有时各物种间能够达成脆弱的平衡，随后被突如其来的人类打破，有时土地沙化生态荒漠，百年内难以恢复。同理，在人类社会中，必然存在某种阈值，使得贪污腐败极为普遍、人民生活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上层严重缺乏改革动力、底层缺乏革命动力，简而言之，社会整体一潭死水，拿个搅屎棍都没法掀起波浪，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认为：该社会已经迈向死亡。
看起来，这是某种意识形态步入末期的结果，但意识形态末期不代表一定有新生意识形态的出现，意识形态本质是认同的体现，倘使民众无法接触更先进的思想呢？在旧时代，所有不进行思想管控、文化管控、言论管控的国家都迎来了各自的革命，物竞天择理论更加适合于野蛮的人类统治之中，因此在二十一世纪非洲、南美这些意识形态较为落后的国家，仍沿用军政府和君主制的政权，无一例外效仿满清式思想管控，这一现象在反乌托邦三部曲中均有描述，你或许听过那句著名的“我可以保证你言论自由，但我不保证你言论之后的自由”。倘使上述状况久而久之，民众不仅接纳残酷统治，更衍生出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呢？
当然，上述条件非常苛刻，像大洋国那样群众必须处在封闭的信息空间中，外来传教者、网络均不能有，或许便能长治久安，民众脱离阶级的基本倾向被扭曲成对统治者的崇拜，社会病态又安稳，在满清时期，闭关锁国配合鸦片能够轻松统治上百年。
阿道夫·赫胥黎的思维则处在天平另一端，他发现：稳态是多个方面的事情，信息封闭和降低民众期望均需要分外高明的手段，而大多数统治阶级并不具有，所以转移矛盾注意力是个简单、有效的方法，尽管会让人们缺乏斗志。自二十一世纪互联网飞速发展，娱乐愈发廉价，只需要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就能轻松控制年轻人超过四分之一的时间，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言：工人阶级真正的需要被剥夺殆尽，但得到廉价的奢侈品作为缓解生活表层痛苦的些许补偿。
事实证明：在诸多国家的诸多年代里，上述二者共同存在。为确保社会动力，上层阶级想方设法给底层施加压力和希望，最终由社会信息交互将其变为“焦虑式奋斗”，如果你觉得1936年的英国不够明显，那么你可以看看2020年附近的中国。不过单纯压力和希望往往难以平衡，正如科学社会论断言：维度越多、越容易达成稳态，因此电视、短视频、各式各样的游戏充当了压力和希望间新的维度，此外还有大量民族情绪和极端主义，致使再潦倒的人也不至于神经。过去，吃不上宴席的人们选择掀桌子，如今，挤在最角落分食残羹剩饭的人们宁愿再打一盘王者荣耀。这样做的好处是：能把具备“克制”品质的优秀血统筛选出来，坏处是：被筛选出来的人发现那些原有的特权阶级子女并不如自己。
无论如何，社会“死亡”绝非好兆头，幸运的是：大航海时代后，我们能够借助外部力量脱离社会荒漠；不幸的是：互联网时代后，娱乐至死无一幸免。
有限混乱与彻底革命
然而，尝试寻找普遍规律的结果就是：新世纪以来，绝大部分拥有相当土地和人口的国家均未能发生彻底革命。似乎“革命”一词逐步走向有限游行和改革。
必须承认：以科学角度分析，社会过高复杂程度使其无法精确预测，但巧妙之处在于：无论发生怎样的混乱，只要没有改朝换代，社会都能迅速安定下来——在有限混乱后，人类社会展现出极强的自适应力。我相信已经有不少人准备反驳上文“革命是社会唯一解”的结论了。既然“革命是唯一解”，又说“娱乐至死无一幸免”，这难道不矛盾吗？
并不矛盾，在阐述社会各个阶段、周期时，我提出来自己的改良方法：提前终结衰老社会，在尽可能少破坏的情况下，让新政权继续发展。注意：“我”是站在一个人民的角度阐述观点，站在政治家、资本家的角度，发展阶段和衰老阶段越长越好。上层社会与底层人民的角力致使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矛盾而扭曲。
“革命是唯一解”，没错，指无权者和无产者而言，“娱乐至死”也没错，指对于政党内公务员或资本家，同时也得限定为和平年代，因为只有和平年代，二者才会想长治久安。
与此同时，彻底革命存在前提条件：
1、社会突发状况触及到人民基本利益。例如金融危机影响民众钱包，条约割地赔款影响人民尊严，资本家肆无忌惮出售劣质粮食影响身体和下一代健康。
2、政府声望消耗殆尽，人民已经无法忍受它，寄希望于新的政权。
3、领袖能力。
前两者是环境条件，第三则是初始条件。是否存在绝佳煽动性能力决定这位领袖能够引领怎样程度的社会革命，如果领袖本身普通且软弱无能，甚至连改革浪潮都难以形成。
故而有限混乱存在两种情况：1、革命领袖能力不足导致有限混乱后迅速恢复和平；2、部分既得利益者主动造成有限混乱达成新的社会均衡，打破传统僵局。我一直不认为那些人具备这种眼光。
有限混乱经典实例就是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相较列宁、托洛斯基、戈培尔、希特勒等人，他的煽动水准只能说平庸无奇。因此他的支持者们尽管造成诸多动荡，依然无法动摇权力根基，如果他真能够解决某些问题像革命领袖那样用枪支建立政权，我或许会把他放在卡斯特罗那一档。无论如何，一个合格的革命领袖都不应虚伪。
人们不仅需要线上娱乐，线下集体活动也必不可少。
有限混乱有利之处在于：既得利益者仅仅需要付出极小代价，就能延长政体寿命，不过我们并不清楚这种方法究竟能延长多久，一个混沌系统衡量某一局部过程的效应着实困难。法兰西的工人游行，美利坚的打砸抢式游行，物资充裕的时代，允许人们调剂生活是个不错的选择，因此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懂为啥中国政府各种严加管控，嫌革命太遥远了吗？一个优秀的决策者，会在需要堵住的地方堵，需要疏通的地方疏，至少在我看来，国内各种教育压力、生活压力距离足够滋生不远了。
暴力与专制
（本章为临时添加，观茨威格有感）
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观点：暴力革命往往伴随专制的产生。原本我以为此处仅仅为茨威格历史局限的言论，细细想来却颇有趣味。
首先我们很容易通过逻辑反驳该观点：世界绝大多数政体由暴力革命产生，如果暴力必将带来专制，那么如何形成民主政体呢？法兰西二月革命、美利坚南北战争，俄国十月革命（这儿谈论苏维埃初期，有着短暂的民主），正是活生生的例子。
从另一个角度看，民主是革命的妥协，如果彻底革命代价过于严重，并且各方有着能够达成一致的目标，便可能滋生民主，当然这是一个人性的考量，其中任何一方党派都得小心翼翼确保不被另一方党派清洗。
西班牙内战初期，人民议会由诸多政党成员构成，法西斯暴政使他们联合起来一致对外，结果不到一年，人民议会为西共掌控，马联工党被定性为非法组织，成员遭到清洗，随后安那其主义者不得不群起而抗之。这些资料如今已不是什么秘密，但在当年，马德里铺天盖地都是“马联工党是法西斯组织，由托派分子组成”这类相当荒谬的宣传言论，如果马联工党成员是托派，托派又是法西斯，那么各种秘密警察搞政治渗透的西共岂不是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所幸那个时代已经远去，在中国，可以讲1937年的西班牙真相。要知道，当初连英法政府都替西共掩盖事实，只有不存在客观利益冲突，事实才会浮出水面。
神与神像
通常人们认为共产主义者属于无神论者，然而众所周知，苏维埃成立时并未粉碎东正教，牧首在军队乃至共产党高层均有影响，令人诧异的是：东正教牧师们并未因苏维埃成立感到落寞，反倒在新的社会体制下如鱼得水。过去无数个世纪，人们需要信仰抵抗消极的人生。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可以证明神的重要性：新中国去除迷信后地方黑社会、打架斗殴并未减少，直到改革开放经济增长外加大力整治，才让社会稳定下来。
有一种说法，法律并不能阻止人类做出格的事情，一个至高无上“原则”反倒能有效制止人们犯罪。如果通过一个较低维度的社会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无神论与宗教存在无可避免的冲突，但放在高维度社会理论中，二者却能够相互统一。
共产主义者提倡的无神论指：反对封建迷信。在迷信的体系中，“神”的解释权归“神棍”所有，例如道士、和尚、跳大神等等，他们离神更近，宣称只有他们才明白神在说什么。这与西方上帝体系类似，十八世纪前，福音书仅有懂得拉丁文的知识分子“牧师”能够看懂，他们可以凭借春秋笔法或添油加醋让内容对自己有利，而在不属于宗教体系的“儒家”中，也出现同样的情况，“信”变成服务统治者的工具。但非常奇怪的是：如果共产党人要消除封建迷信，为什么在打倒孔老二后仍允许服从统治者、与封建迷信效果相似的儒家思想呢？一方面，儒生比三教九流更容易管理，二来儒家的书就是一本教导孩童服从的书，千百年流传、篡改使其与统治者目的高度重合。
因此，我希望能够通过“神像”替代“神”的概念，将古往今来意识形态囊括其中，毋庸置疑，人民实际需要的并非神，而是神像。例如中国的关公、土地爷、财神、龙王，他们虽然是拥有身份、事迹，但即使抛去人为设定的身份，他们仍广泛存在群众间，正如人抛却家庭、权力、地位和财富后所余留的思想，神退去强行塑造的外衣，所遗留的共同意识，就是“神像”。神像不需要依赖在特定的“神”之中，列宁、希特勒、毛泽东、俾斯麦等国家领袖，所传达的集体意志，已经是一塑“神像”了。
神像意义在于：给人们抵抗虚无的信念。现代存在主义理念，如萨特、尼采的工作，实质是找一个生存的理由。过去旧社会，这种理由是道德和家庭，尽管逻辑上讲，“因为孝敬母亲所以好好活着”、“尽老百姓的义务”和基督教“自杀上不了天堂”一样，都是自欺欺人的屁话，但考虑那个年代低劣的哲学水平，三从四德、迷信、教义反起到维持人类社会延续的作用。人们通过这类神像，获取集体意识和存在动机，你可以试着跟某些“愚昧的迷茫者”对话。
【你为什么不去死？】
【为什么要死？我有工作、家庭和孩子】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概念谁告诉的你，他们又有怎样目的？】
【父母告诉我的，大家不都这样吗？】
【那谁又告诉你的父母呢？】
如同现代计算机语言，虚无哲学是个极为“底层”的概念，神像则是包装概念的新语言。它的作用在于：能够让人们尽量不去思考底层的东西，多生活、多繁衍。希特勒时期，他是纳粹造的“神”，他向民众传达“民族、自由、生存和面包”的观点，这种观点在纳粹党及其支持者群体内部奉为圭臬。神的核心是神像，希特勒需要一个能够让民众在低谷时不去想死亡的概念，最终他选择了尼采。后世研究者认为二者并无关系，实则不然，当时社会条件，纳粹党并无过多选择：首先“神像”得足够“强壮”、“积极”；其次思想家本人命运悲惨才能引起经历魏玛共和国经济危机的民众的共情；第三，狂热且中心化，这样纳粹党才能塑造忠诚的战士。能完美符合上述三点，且较为近代的思想，仅有尼采的“权力意志”。
哲学家首先发现人类并没有所谓自由意志，人的思想由教育和环境决定，因此将两个基因不同的人处于同样环境接受同等教育，其思想距离不可能天差万别。二十一世纪神经网络的研究佐证此观点：无论分类、识别抑或自然语言处理，当网络结构和学习率相差无几时，神经网络泛化能力（实际体现的强度）与自身结构的关系远小于样本和迭代次数的关系。简而言之，绝大多数孩子们所接受事物多少及其重复程度对孩子们的思考影响力远超出孩子的“基因”，当然不排除那些概率分布外的特殊对象。
神像广泛存在现代社会中，并且存在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因此“神像”能够作为代表社会状态的一个维度。越高级的社会神像越现实，例如财富、权力、地位，越低级的神像越虚无缥缈，例如上帝、神等等。在一个割裂的现代社会中，可以同时存在多种神像，一些人以“神的旨意”过活，另一些人则追逐自身需求。
科学主义者应当辩证地看待神像，好处是它便于社会建设，坏处是当社会需要瓦解时，神像会成为反抗变化的中流砥柱。
个体威胁与集体力量
我们发现世界各地均存在这样一类现象：人们总觉得过去比现在更好。有研究表明：记忆会自动优化，人们因此觉得过去美好。从需求角度而言，记忆确实是忘却虚无的法宝，但理性却不断告诉我们：宏观上社会一定在不断进步，无论思想进步、制度进步、科学进步抑或工程进步，或许某些时刻因种种缘故出现短暂的倒车，最终仍会走向正轨。
21世纪初期，是自由主义的时代，人们大约忘却集体的力量，生活在安逸舒适的自由中。你或许会以亚洲生活的压力反驳，然而倘使历史没出现问题，集体主义所伴随的社会清洗，和强大的工业产能（虽然最终相当部分流入军工），足以粉碎任何民主党派。
就社会效率而言，越多的人讨论事情，容错率越高，决策时间也就越长，而专政的臃肿官僚久而久之又将大幅削减劳动力激情，苏维埃兴于集体、亡于集体。那么为什么理论非常有效的集体制实际却漏洞百出呢？我们无法忽视人们性格和智力区别，哪怕在一个数十人团队，某些人唉声叹气不断削弱集体动力，某些人则是个随时爆炸的火药桶，某些人不断窃取集体财富，某些人干最少的活那最多的荣誉。尽管多样性使人们各司其职，但归根结底，相当一部分人根本不具备集体主义的素养。这与千百年来的社会清洗层次有关，战争令勇敢的人死去，懦弱和贪婪的基因却与世长存，长久以来人类基因以生存为标准，而生存分为利己式生存（通过出卖获取利益）和集体互助，其中集体互助又分为“取长补短”与“拉帮结派”和“报团取暖”，其中却仅有取长补短式集体互助才是人类所需要的高道德进化。故理论而言，越往后人们越“实际”，越利己，社会越撕裂，这是民主资本的终局，个体威胁对集体伤害是不可估量的，因此科学社会不仅需要包容人的残缺，也需要一种有效手段对劣等基因清洗。
某些环保人士、和平主义者必定对此颇有微词，但细细想来，社会难道不是每时每刻进行惨绝人寰的清洗？相当一段时间内，黑人就该被运来运去，科技落后的原住民活该被屠杀，落后的国家被列强瓜分，达尔文主义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存在社会之中：贫穷只能与贫穷的基因交换，富人却能够得到“认知观念里完美无瑕的外表基因”，更何况有钱人也有更多资本教育孩子；每一次科技飞跃，无法紧跟潮流的个体被淘汰，失业或死亡，不过现代社会政府会给他们一口饭吃，当做战时储备耗材。
我们的分析自始至终贯彻一个观点：如今社会不是意识形态、经济、文化问题，而是不够科学，不够切合自然科学。种群在一次又一次生存死亡间，宏观所表现进化而产生的就阶级，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道路。让合适的人坐在合适的位置，将投机和运气彻底抹除，最终以社会贡献度作为阶级衡量的标志。私以为，金融和娱乐的贡献无论如何也不该比拟科研。
当个体威胁真正消除，集体力量才得以展现。无论我们与约瑟夫·斯大林存在多少分歧，集体运作层面我们仍保持着共识，民主有且仅有和平且过度生产的环境才具备效应，战争是评价社会效率的“全方位”唯一标准。和平主义者并没有错，他们只是怯懦而认知浅薄，为何千百年来人们不是战争就行驶在战争的路上？观点需要实践碰撞，但凡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就有那么一帮人真真假假，为利益无所不用其极。战争让我们失去最英勇的血脉，也带走本应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不良制品。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
社会的反馈调节机制
重审社会
通用群体架构
任何政党、宗教、俱乐部等各种形式的集体，皆可归纳于一个通用的群体架构内，按照这个架构，天主教、老兵俱乐部、共产党实质是一个基类的不同继承和衍生。
这一点，纳粹支持者们已经总结非常通透了，因为所谓国家民族主义本就是生造的一个“群”，用最纯粹的方法将人们凝聚一起，至于那些伟大理想，无非某种底层方法的幌子，他们可不希望被别人学了去。
·共同利益
·共同敌人
·领袖
三者缺一不可。尽管利益和敌人可以指代一个东西，但为准确描述“群”构架，我希望能够让所有人明白且符合普遍事物。没有共同利益只有共同敌人的“群”很容易四分五裂，例如二战时期中国联合阵线；反之便是有着共同利益没有共同敌人的群体，它的规模通常不大，你很难单纯依靠利益联合一大帮子具备独立思想的灵长类动物，况且一部分共同利益建立在共同敌人之上，一部分共同敌人因共同利益出现，二者相互依存。领袖则是“包装器”，他们会塑造共同理想等等一切能够煽动人们的花言巧语，以达到组织目的。领袖的能力直接决定组织上限，回顾人类历史，那些领袖要么不知疲倦地工作，要么武力超群，要么比其他人更有战略眼光。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共同利益和共同敌人是社会群体的孕育土壤，领袖则是那颗种子。
资本究竟在干什么
在科学主义眼中，资本权力是等效的东西，可笑的是：社会主义者没有发现，资本其实一直在帮助自己。他们会将动摇归咎于“腐蚀”却从未想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就是相生相伴的东西。
从一个小角度出发：版权。
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日益重视版权问题，但回想版权历史，它真是“正面”的词汇吗？
版权一词，随着互联网快速兴起而发扬光大，此前作家、艺术家、歌手各种纠纷不在少数，抄袭边界模糊且难以界定，而互联网可以轻松复制一切成果。我们先查看立场：互联网是去中心化、安那其的，版权中有一“权”字，单纯以意识形态标准，版权必然代表某种权力，注意，资本代表某种权力，权力也是特殊的资本，在此我更愿意用“权力”解释它。互联网带来知识和娱乐的共享，某些过去仅贵族和富人才可能接触的知识被某些跨越阶级的幸运儿和学院官方上传至网络，然而随着版权到来，收费开始了。
我们可以理解政府支持版权，因为版权意味着合法，意味着它们从不受监管变成在政府规则下做事，而版权垄断者也可以通过售卖毫无成本的复制品赚取利润。事实上，资本一直尝试制造更多阶级和“圈子”，以便收割人民钱包，而统治者则希望收割人们思想，让社会长治久安，至少在非多党制现代国家，这种现象持续存在。此前提到，非民主二元社会主义必然产生广泛腐败，权力与资本高度重合，考虑到社会主义者根本不可能让出军队所有权（军权是任何权力的保障），故而从二元社会主义过度到民主，哪怕党内民主，都是望尘莫及的理想。至此，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尽管在目前的中国，资本和权力各自拥有不同的理想、使命和理论方法，但两者居然通过各自的道路彼此扶持。以版权为例，政府立法帮助资本垄断各种文学艺术作品，资本则将“税收”作为压榨的保护费，此外还有各色网络平台。哪怕二者间存在各种明争暗斗，资本会尝试合理避税、非法贿赂，权力机构则试图掌控资本的运作方式，可大局看来，二者就在狼狈为奸。你见过走到阴沟里还爬出来的吗？很难的啦。
“社会越复杂，越容易达成稳定”，从这一结论出发，共产党在夺取权力建立新国家后，觉察集体主义理念的，共产党就已经灭亡了。因为共产主义需要消灭阶级达成共产社会，导致社会结构简单、非常不稳定，而国家政权又需要长治久安，表面上，资本在拯救社会主义党派，创造更多的阶级削减革命产生概率，实则被迫改革开放的第一天，政府就变成投机者和左右逢源的舞台。
综上，我们通过资本与权力行为的角度，重新解释二者关系，其实某种意义上，苏联和美国，斯大林模式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敌对，仅仅是政治家刻意制造矛盾、缓解国内压力的手段，人民群众需要觉醒，需要擦亮眼睛，看清真正的敌人。
杂谈
解构斯大林主义——唯一可行的共产方法与现代帝国主义
根据科学社会论：阶级是人类社会成立的必然条件之一，共产社会本身会因人类的原始欲望产生不稳定因素。暂且不考虑机械改造情感，我们来看看理想社会主义的构成：
1、一个平等、民主、具备共同利益的统治体X；（民不民主、平不平等没关系，宣传认为、内部认为即可）
2、一个没有资本或极少资本的劳动者国度，劳动者享有充足福利和待遇。
然而上述结构无法达成长久稳定，统治者内部贪腐、缺乏自下而上监管手段、统治阶级内部固化都是极端且要命的，况且，谁来奋斗，谁来供给庞大的政府，谁来为社会增添新鲜血脉？因此，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不得不设法增加社会维度，包括但不限于：
1）以解放为名义对外战争，共同敌人、共同目标、共同理想缓解内部压力；
2）利用加盟国提供原材料且消耗剩余物资，缓解大集体某些种类生产过剩、某些种类极其短缺的问题。
3）用防御威胁提升内部团结度。
它符合科学社会论给出的“现代意识形态本质以增加阶级提升内部稳定”，然而放弃多党民主导致内部压力更大，苏维埃却持续大半个世纪，我想，有必要总结一套现代二元主义的方法。由于单党执政且取消民选或”虚假的民选“，我将其称为“现代帝国主义”。
发展的假象
本篇将着重批判人口优势下的发展假象。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发展时期取得可喜的成就，然而自2018年，人口却再次成为负担，过高老龄化、就业岗位被自动化取代……就逻辑而言，倘使人口能够成为优势，那么优势会在什么时候消失？所谓优势是否为一种即时假象呢？我敢肯定：如今共产党内，所谓“科学社会主义者”，根本不懂得科学，也不明白如何利用科学探索社会道路。科学就是探索所有可能性然后找出一个最优解，一个懂得科学的政党，绝不会单纯摸着石头过河！
在一个地区/国家内，对于自然界而言，单位时间太阳对地球的输出是确定数值，至少相当一段时间内人类行为无法产生任何自然价值，物种本身作为生物链一环，只能不断进行能量的交换和移动。换言之，一个地区资源和人口的函数F(x)，存在一个人口平衡点x0，当前人口xx0时，因人口过剩，人类自消耗能量超出地区资源承载能力。
注意，人类对地区资源消耗分为两种：1、用于生存之内的消耗A1；2、用于生存之外的消耗A2。
假设单位时间内总资源为Z，且A1、A2均为个体单位时间消耗资源，那么当前地区承载人口逻辑上限x-max和人口平衡点x0分别为：
然而，当人口处于x_m时，社会并不能发展且鲁棒性极低，天灾人祸都可能让制度瓦解，奇怪的是：即便处于人口过剩状态，社会依然能稳步发展，甚至飞速发展，其原因是：人类具备挖掘未来资源的能力。耕地不足时，人们会烧毁森林、填埋湖泊；钢铁缺乏时，矿山将投入更多人手，将原本供未来使用的材料挖掘。表面是人口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提升，实则是涸泽而渔给后代挖坑——当劳动从人口密集型转为“科技生产型”，剩余人口资源将成为负担。过去一亩
语言耦合度——为什么中文无法引领世界潮流
最近闲来研究nlp，忽而发现汉语实质存在非常严峻的问题，或导致未来百年内不得不进行根本性变革。一句话解释：汉语没有基类。
何为基类？类似字母abcde，几乎不存在意义却能通过排列组合表现出足够含义的词汇，恰巧汉语没有。原本应当用作基的偏旁部首被赋予本身含义，导致其耦合性远远高于字母系语言，而且偏旁部首也无法合乎逻辑地表示所有字词。
这就是历史悠久的坏处，那时老祖先以为金木水火土就是世间一切，创造文字时理所应当地将他们认知内最底层的世界构造物作为文字构造，殊不知几千年后人类发明了电、核，发现了原子、夸克，汉语却积重难返，它最低尺度已经在构造时确定，尽管“核”可以形象地表示原子内核被电子“包裹”的模样，但它偏旁是“木”，与所谓nucleus没半毛钱关系，英文则nucleus则表示内部、核心，是逻辑性词汇。未来随新事物指数级增长，英文词汇量愈来愈大，而汉语会产生越来越多“中国人看起来很熟悉实际意义却天差地别”的词语。我们必须改良，不得不改良，承认汉语简体是失败的。
于是存在两个方案：1、现有基础上创造一组无现实意义基类，那么需要改良相当部分汉字写法及读音；2、删除偏旁部首对应字词意义，重新构造“火、水、弓”等等字，并优化或改良其余不符合部首法则的字。
消灭一切形式专制
我们花费相当篇幅详述符合自然科学潮流的社会理论，那么根据理论，应当存在一套可行方法，确保社会朝可预见的未来发展。因此我们需要主要目标及达成目标的统一手段。
过去，社会主义者以“人民民主专政”为理由，执行不公开选举的一党专政，如今随着苏联解体以及民主浪潮下中央集权的窘境，我们可以确信：无论理想抑或实际，集权制都需要改变了。一个普通人，对政治最直观感受是：这个政党是否与我世界观相通、他们行为是否符合我的个人准则。任何形式政府，其内部成员的个人行为在民众眼中代表着政党形象，没有哪个政党能保证成员的行为统一性，婚内出轨、贪污腐败等等现象存在于世间各个角落，当这些消息流出，往往伴随反对者产生，倘使一个国家不存在反对执政党的集体，那些因党内个人所致的怨恨便失去聚集地，革命的隐患就此累积。与此同时缺乏意识形态的竞争，政治的垄断愈发吸引投机主义者，投机主义最大特点是：不在乎行为是否合乎逻辑，只在乎是否符合自身利益。当一个政令存在显然问题时，他们并不会提出异议，只会兢兢业业完成，博取晋升的机会，这一部分人，通常不会成为妨碍政党瓦解的阻力，相反他们会选择寻找新的下家。这些人无论在哪一个正党内，都是极度危险的，况且八面玲珑
面对社会的整体分布，不同人对分布产生的感受不同，最完美的集权主义也只能满足部分公民需求，更何况大部分本着“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政权，已经变成特权统治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
